“文革”末，我去北大图书馆，到编目室闲看，见到地上堆着许多外文书，捡起一看，都是日本印的英国文学书，老古董，想到这必是新故的徐祖正教授赠图书馆的遗书。随后翻看几本，不料有一本书里夹着一张纸。一望那写得满满的毛笔字就知道是周作人的手迹，不免匆匆偷阅一遍。开头是“耀辰兄”，末尾是“弟作人”，中间是借书。周作人早年译过日本的《狂言十番》，这信正是借《狂言》，还说到一些作者和版本，可惜我茫然没记住。我看信后既不敢“私下腰包”，也不敢告诉编目的朋友，恐怕一声张就会遭到销没，甚至于抄检书籍，影响到徐氏赠书的命运。于是悄悄夹回去，不露痕迹。现在不知埋葬在何处等待“有朝一日”发掘出来供人考证了。
我与徐先生忝为同事，却一直很少接触。我少年时就知道他的小说《兰生兄弟日记》，以为是写姐妹弟的事。后来见到，也没看懂，未留印象。他来北大没多久就划了右派。他自己不承认。“文革”末期，我从江西乡间回来，不再是“五七战士”，搬在他住的宿舍园子里，才在清晨园外散步时见到他。有一次，我对他提到三十年代初在北京教英文的几位中外男女人士，他都熟悉。当年那些人在我的青年眼光和他的同辈眼光中都各有不同趣味。我一提到，彼此所知的人和事一样而所见所感不同，四顾无人，不禁两人同时哈哈大笑。那一笑，对我是久别，对徐先生是稀客。很可能认识徐先生的人都不会相信，那个一向面无表情的老人怎么会笑得那么开心。但我敢对天盟誓，这是真的。他的嘴咧得很大，声音很响。当然只有一次，而且他也没有失去绅士体统。
辛亥革命时，即我出生前一年，投笔从戎的少年，我认识的有两位，一是许德珩先生。一是徐祖正先生。徐家还收藏着退伍时的证书。“文革”初抄了出来，作为参加反动军队的证据。徐先生对我谈起，不懂对清朝皇帝造反怎么有罪？不是“造反有理”吗？他退伍后去了日本，学的英国文学。回国后起先教的也是英国文学。听说有一次他请周作人代课，周因为自己的英文发音是日本式的，竟上了一堂英文课而一个英文字不讲，书让学生念，他口头翻译，又提问题让学生讲，他修正补充。学生说英文，他说中文。这是上过这堂课的学生对我说的。当时我们不由得又好笑，又佩服。
徐先生终身未娶，他的妹妹也终身未嫁。两人“相依为命”，去世也相差不久，妹先兄后。两人都是基督徒，很虔诚，在心里。徐先生个子很矮，皮鞋是特制的高底，手里经常拿着一根西式手杖。我一见他就恍惚遇上了没胡子的夏目漱石。“文革”时剥夺了他的皮鞋和手杖。他在“勒令”之下无可奈何，不能西装革履持手杖打扫厕所。到“文革”末散步时恢复了旧装，只除去西服领带。听说抗战结束时他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被路人当作日本遭到辱骂，不知挨打了没有。徐氏藏书还在书库，书主人及其好友也在旧书中安息了。不要扰乱他们罢。
（选自《百年投影》，金克木著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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